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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一位博士的春节返乡笔记:我们回家是为了什么?

时间:2017-2-12 7:33:45   作者:王磊光   来源:网络转载   阅读:393   评论:0
内容摘要:咏元宵文/陈俊生炮声隆隆闹九天,焰花霓彩耀目昡。汤圆入口囫囵咽,红酒吟风醉陶然。天妒繁华星光喑,嫦娥翩舞玉轮圆。民俗村景阅千客,诗人兴会竞诗坛。...

    摘要

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


1.故乡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

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

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

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

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

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

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其中有一个打工者说:

我真希望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2.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

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

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

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几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

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

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

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

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

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

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3.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

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

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

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

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

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1)春节的力量

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

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

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

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政策谴责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

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4.妻子?房子?车子

1)妻子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

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

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

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

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

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3)车子

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

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

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5.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

“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

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不少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6.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从外归乡很多事情的思维却不停地在你心里撞,也就有了些许矛盾的感受。

 

延伸阅读

胡闵之:不仅是故乡在陷落,人情也是

每每春节,总会听到一些关于“故乡陷落”的感叹。

故乡这个概念,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情感空间,前者是生养的土地,后者是原生的家庭。只不过,因为时间对空间的切割,这片地理空间和情感空间才演变为“故乡”这种特殊的构成。

故乡之所以陷落、回不去,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地理空间的面目前非;二是人情世故的变迁薄凉。

因为城市化的进程几乎无法抗拒,所以从地理层面而言,故乡的陷落是历史的必然;那情感层面的呢?必定要从家庭说起了。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有多大呢?往小的说,有几十口人;往大的说,整个家族有近200人;再往大的说,本家有上千人之多;如果追溯到湖广填四川的源头,300多年过去了,当初从湖南迁徙此的“小家”,已发展成两万余人的“宗族”,这百十年间,能人辈出。

而我们家的家谱也记载了300多年,从未间断。那个“妈妈坟”,至今还在,如同我们这个宗族的精神图腾,每每清明会,总有宗亲从国外或是从全国各地赶回,祭奠祖先。

这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县城,位于西南腹地,三面环山,人文厚重,风景秀美,耕读传家的传统价值观,至今遗存。从近代至现代,出过铁面御史程伯銮、文学家李惺、辛亥革命先驱任鸿隽、农学家董时进、化学家陈荣悌等杰出的知识分子。

我们家也是一个读书人的后代。至今,家族里还流传着父亲这位曾祖父的许多轶事。比如,这位清末的举人,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只管一头扎进书中的“黄金屋”,对人间烟火毫无概念。由于这位祖宗对读书功名过于痴迷,家里家外则不管不问,以至于最后家道中落,贫困潦倒。幼时,听爷爷提起过,言语里还是一副埋怨的语气,但爷爷也很爱看书,估计还是因为有家族遗传的缘故。

1949年之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基本瓦解,但,我们这个平凡的旧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存续了300多年之后,依然留存有一些来自儒家文化的乡土秩序和传世的宗族礼仪:对于传统的秉承、对于土地的信仰、对于祖宗的敬畏、对于生死的认识、大家长式的威仪、亲疏之序、长幼尊卑、风土礼仪……这些点滴,就像血液一样,流进了我的身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过我的灵魂。

这几十年,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我们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印证。而对于故乡“人情陷落”的部分,因为一次盛大的家族春节团聚,让我深有感悟。

这次团聚发生在一年前,即20162月,我的第一个收获是,我终于知道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准确人口:172人。而上一次团聚是在50年前的1966年,那时,父亲还是10岁的孩子,他至今能够清晰的回忆起那时的场景和桌子上的肉菜香:一家子,当时坐了两桌人,就在老屋前摆的席,那个时候,老辈子们都还在。

这个老屋,其实也有来头。原本是一个朱姓的大地主的祖产,父亲说,土改之后,大地主被赶了出去,所以这个院子,就成了我们家的祖屋。

50年之后,还是在这个老屋,还是以“团聚”的名义,而这处小小的院坝,此时已挤满了168人——到场率达到了97.6%,不得不说,短时间内能聚齐这么多亲人,堪称奇迹。大概是,我们家的人,对家族都依然怀抱深情与敬畏的缘故。

春节,是中国人一种古老的哲学,是一场流传了千年的生命礼仪。它也是一个神奇的纽带,让家人们从全国各地拖家带口的奔赴回来,只为这场等了50年的团聚。年纪最大的,86岁的;年纪最小的,刚刚出生。按辈分算,我们这个家族已是五世同堂了。

为何会有这次隆重的团聚?起因是一次自家人的纠纷。两位互不相识的20出头的年轻人,因为口角打得头破血流,闹到了派出所,等到双方家庭到现场协调,才发现,原来是一家人,这两个小伙子,是亲表兄弟,只是都在外打工多年未见,完全认不出对方了。

这件事深深的刺激了我的小叔,他生于60年代末,样子文质彬彬,遗传了我那位老祖宗的几分读书人秉性,只是,他更有情怀更有责任心一些,他把两个儿子也教育得很好,尤其是19岁的,刚上大二的堂弟,已经可以写出成熟通透的、充满着哲思的好文章了。他对我们这个家族的现状深感忧虑,说道:“我们这个家,不能散了啊!一家人互相都不认识,这还算是家么?不行,非得让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聚一次了。”

父亲很看重这次团聚,跟我们姐弟三人说:“无论如何,你们得放下一切的事情,回到老家参加这次团年。”

我很理解父亲的“郑重其事”,毕竟,在他的有生之年,又有多少机会,可以这样一家团聚呢?老辈子,只剩下一人了。到了父亲这一代,8个自家兄弟,还有7人,头上都铺满了银霜。

50年了啊,时间过得这样快。一转眼,我们就老了。”父亲感叹道。

小叔很有号召力和组织力,短短两个月,就让这一大家子几乎聚齐了。

168个家人,齐刷刷的站在院坝里,气氛既神秘,又凝重,还带着几丝兴奋,像是共赴一场伟大的使命。站在亲人们中间,我有些恍惚,毕竟,这些与我血脉相连的面孔,我能认出的,不过是半数有余,我离开家乡十几年了,很少回来,我的孩子,也成了异乡人。

在老家亲人的眼里,我是漂泊在外多年的游子。但说真的,我的归属感来自于内心及灵魂,而非只是一个地理空间。家乡成了我心上的一道月光,照在身上,很近;挂在天上,很远。至于一个女人离乡背井的种种艰难、坎坷,活到30余岁,常年思索,亦经过生死考验,如今释然。

我应该从哪里去找寻来自于血脉的印记和符号?身处各方的亲人们是否还有着隐秘的生命联系?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过得如何?要不只言片语,要不一概不知,总的来说还是模糊。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许多同辈的兄弟姐妹若是与我擦肩,我定是认不出的,哪怕,我们小时候曾是亲密的玩伴;而那些年龄较小的弟妹,跟儿时变化太大,我完全不认得了。

团聚由父亲这一辈最年长的哥哥主持,也就是我们的二叔,现在,他是这个家族当之无愧的代表着父系权威的“家长”。

祖屋已经非常破败了,早就没有人住,院坝里,有几颗长势很好的柚子树,是唯一有生机活力的景物。把仪式的地点放在这里,也无非是为了让家族里的年轻人们找到“认祖归宗”之地,知道自己的根来自于何方罢了。

第一个仪式,自然是祭拜祖宗。这种儒家的生命仪式在乡土社会中传承千年,如果没有这种“礼乐”,中国的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精神状态——没有丝毫的不合时宜,从我记事开始的每一个春节,无数次的看过长辈们郑重的祭奠祖先,纸钱的火焰与地上的酒、堂屋的牌位和祭品,充斥着我的儿时记忆。

第二个仪式,是二叔诉说家族的故事,说这百年间的来龙去脉、兴衰荣辱,某些瞬间,他说得很动容,热泪几乎就要滚落了下来。在我看来,这是珍贵的家族口述历史,有着极大的价值和意义。

二叔的声音带着家族的沧桑,这让他充满了威仪,透过麦克风,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我以前从未发觉他有这份口才和厚重的底蕴。总之,那时他像一个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让团聚这件事,变得有序、庄严而深沉。

这次团聚,最令人难忘的片段,发生在家人们“互相认识”的环节。先是父亲这一辈的兄弟姐妹8家人,多的40余人,少的20余人,以年龄和辈分为先后之分,每家人按秩序来到“舞台中央”,由家中的长者一一介绍家庭成员,跨越整整五代人;这8个家庭又切分为下一代的20多个小家庭,每家少的6人,多的10余人,而新的“小家庭”,还会不断的产生,如同化学裂变。168个家庭成员,一个不漏的登场,再加上一个个拍照记录,如此就花去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这哪里是春节的团员照片?简直就是以信徒般的虔诚,认真的在拍摄家族的影像资料。

轮到父亲介绍的时候,他激动得声音都在颤抖,眼里泛着泪光,似乎他已为这一刻等待了一生。虽然父母移居成都生活多年,但那份浓厚的乡土情结未曾改变半分,他自然是极注重脸面的,而我们姐弟三人,是他这份面子的所有构成,他骄傲的同时也百感交集。

其实介绍第一个家庭的时候,我看着老老少少,看着那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面孔,我就开始哽咽不已了。我感受到了信仰的气息,来自于血液里的,对于祖先的崇敬和生命的敬畏,奇妙的感觉在我身体里流动,如果这就是血脉在“开枝散叶”的话,那么,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清晰的看到我的“根”,它来自于土地,也长于土地,无论我走得再远,传承与回归始终在我生命里存在,即使这个存在,在这个时代,已经气息微弱了。

值得深究的是,虽然同为一家人,但这几十年,已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高、中、低皆有。这就注定了这种血脉连接,已经被分化、割裂,再也无法归一。

到了这个时代,乡土社会只是一个旧的名词,那些温情脉脉的血脉连接,早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从注重土地归属感的不流动的乡土社会到不停在流动迁徙的现代社会,这种生疏和凉薄,几乎是一种必然。故乡必定是会陷落的,人情也是,亲情亦然。

中国乡土社会遵循的道德体系是根据儒家孔子提出的“推己及人”,直到今日,家里的每一位长辈,几乎都还抱守着这样质朴的乡土观。但他们心里也清楚,这次家族团聚,是最后的,也是徒劳的情感挽留,即使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另一种衰落却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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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琴台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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